内容摘要：位于潼南城区西北定明山下的大佛寺，开凿始于隋，盛于唐、宋，继于明、清，迄于民国，时间延续长达1400多年的佛、道、儒三教造像125龛928尊，其中以大像阁内的摩崖弥勒大佛最具代表性。弥勒大佛始凿于唐，竣工于南宋，历经南宋、清嘉庆、同治、民国四次妆金维修，在西南地区石刻造像中独具艺术特色。2012年第五次妆金维修后，更加光彩璨然，被中外文物专家誉为“世界第一室内金佛”而居“金佛之冠”。以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历史、宗教地位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备受人们推崇敬仰。

关键词：潼南大佛 价值 地位 影响

一、潼南大佛开凿的源流与价值

潼南大佛开凿于唐穆宗李恒长庆四年[1]，即公元824年，距今已1199年的历史。当时，仅凿出了自头顶至鼻端的半截佛头之后，便偃旗息鼓，因故停工达300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跨越了五代十国以及北宋，其间更换了24位皇帝，都无人问津。直到北宋最末一年，即宋钦宗赵桓靖康丙午年（1126年）初春，才有道者王了知从潼川府（府治在今四川三台县）中江县来此募化，筹得资金开凿佛身，历时26年，于南宋绍兴辛未年，即1151年终于凿成。南宋绍兴壬申年（1152年），主僧德修化缘泸州安抚使冯楫捐其俸，妆饰成“佛如金山，处于琉璃阁中，金碧争光，晃耀天际”的金身大佛。

这尊摩崖饰金大佛的雕琢，其佛首是由佛家独立凿造，佛身侧系佛、道二家通力协作而凿成，最后再由儒生捐俸妆饰成金佛。这样由儒、释、道三家紧密合作共同心血凝聚而成的弥勒倚坐像，高18.43米。宋碑载其身高八丈，故有“八丈金佛”之称。因是道家续凿而终成佛像，故又称“八丈金仙”。大佛跏趺而坐 [2]，依山面江，以手作印，跣足[3]端坐。造像之高大，琢工之精细，打磨之光润，神态之慈祥，雕刻之完美，宛如天工，疑出鬼斧。在我国乃至世界大佛造像家族中都堪为佼佼者，因全身妆金，光彩璨然，被中、外文物专家誉为“金佛之冠”。因其于室内岩壁上凿造而成，并且通体饰金，在世界八大佛中是唯一的一尊金身佛像，故称“世界第一室内金佛”。

特别是道者王了知在续凿佛身之时，凿成袒露上胸身着双领通肩袈裟之仪，不仅改变了西方常见的佛祖身着圆领袈裟的衣着特征，还特意按照东方尚左的习俗，雕刻出大佛左手施“降魔印”，右手施“禅定印”，其手印完全与西方佛祖相反的法印来。从而创造出了彰显东方文化特性的大型弥勒佛像，是世界上唯一的东方佛祖，在世界宗教史和造像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研究唐宋石窟寺造像艺术及宗教发展演变史、对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史料，为开发文物景观旅游提供了基础资源。特别是对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宝贵史料，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新发现的唐代“长庆四年”的纪年题记，是潼南大佛开凿年代的最早记载。“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将原推测开凿时间“唐咸通年间（860年—873年）”[4]向前推进26年甚至半个世纪。“长庆四年”题记，为研究潼南大佛的开凿年代提供了珍贵的时代依据，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还是研究佛教石窟寺凿像活动及佛教传播路径的重要实物资料，并且史料价值十分突出。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类别为“石窟寺及石刻”。

二、潼南大佛在川渝的地位

潼南地处川渝的腹地，东南邻铜梁、合川，西邻四川安岳县，南接大足区，西北连四川遂宁市、蓬溪县，曾是巴蜀佛教文化重要地区之一，是我国西南地区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枢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个鼎盛繁荣时期，此时，潼南地区方有佛教活动。据《潼南县志》记载“佛教于南北朝梁武帝时（464年—549年）传入潼南，塘坝乡天台山下金龟寺即建于其时”[5]。也就是说，在佛教传播的第一个盛行时期，潼南地区就紧接着建立寺庙、开展佛教活动了。隋唐时期，是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佛教造像活动的鼎盛时期。此时，潼南境内因有涪琼两江便利的漕运等因素而相继设置青石、遂宁、崇龛、铜梁四县，人称“四县同治”。正如宋人冯楫所称涪江岸边大佛寺的便利交通那样：“……在市之南，据路之傍，实舟车往来之衢，邑人游观之地。”行政辖区的设置，人口相对集中化，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造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源。

潼南地区的佛教造像始于隋代，而佛教文化兴起及繁荣则始于唐代中晚期。境内先后建有龙归寺、龙藏寺、兴佛寺、龙多寺、独柏寺、南禅寺等庙宇。并相继摩崖开凿有崇龛千佛寺造像、万佛岩造像、大佛寺西岩造像、梓潼莲花寺造像、玉溪万佛岩造像、新胜五硐岩、南龛寺造像等。其中以潼南大佛寺造像活动最为盛行。

潼南大佛寺出现的造像多在隋、唐、宋时期。大佛寺东岩10号龛的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大业六年（610年）造像（图1）是重庆地区最早的宗教造像。但在中晚唐至南宋以后才繁盛，以开凿于唐长庆四年（824年）的东岩大佛像和开凿于唐元和十二年（817年）至大中十一年（857年）40年间的西岩等造像为代表（图2）。北宋之初，理学之风盛行，大规模的摩崖造像活动锐减，寺院供奉佛像的形式开始兴起，而此时大佛寺少见摩崖造像活动。就潼南地区仅见崇龛千佛寺有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开宝四年（971年）[6]摩崖造像与古遂宁县城遗址出土的19尊北宋咸平四年（1002年）以寺庙形式供奉的圆雕罗汉石像。

潼南大佛自唐代开凿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宋人冯楫在《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中高度评价大佛“……吾蜀嘉阳（乐山）大像名闻天下，此像亦其次矣，捨此则无有也……”；据此可知，当时的乐山大佛已经闻名天下了，而遂宁县大佛仅次于乐山大佛，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了（这么高大名闻的大佛），从而得出天下大佛以乐山第一，“此像亦其次矣”即遂宁县定明山大佛第二的结论来。这个论断是宋代以来对潼南大佛的最高评价。在评价此像的工艺水平时，称其“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称是”。并以“佛如金山，处于琉璃阁中，金碧争光，晃耀天际，遐迩具瞻，咸叹希有！”赞扬大佛高大、巍峨、壮观、光彩璨然之气势及形象。南宋绍兴壬申年东陵人阎禹錫在《题定明大像》中称赞：“汉嘉与宁川（乐山与遂宁县），二像遥相望，怒涛乔岳中，涌出大法王”。二人均把潼南大佛与乐山大佛放在同等地位来评价，与乐山大佛相媲，足以说明潼南大佛在中国佛教及其造像史上的重要地位。明山西巡抚陈讲写下“岩悬绣阁云常住，江映金身影不流”的诗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金佛及佛阁的壮观独特之景象。

三、潼南大佛的影响

（一）开凿时间的影响

在大佛寺开凿的众多石刻造像中，年代最早为东岩“隋开皇十一年（591年）”，距今已有1432年的历史，这类早期的石刻造像在川渝地区甚至全国不多。据相关资料显示，四川有蒲江的鸡公树山石刻、巴中的南龛石刻等；其开凿年代比相邻的大足、安岳石刻要早。潼南大佛寺东岩隋代龛像应是重庆地区最早的宗教造像，也是巴蜀地区最早的宗教造像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早期道教造像之一。

大佛寺造像中以大像阁内弥勒大佛座像最负盛名。弥勒座像（图3）依山面江，脚踏江岸，通高18.43米，头长4.3米，耳长2.74米。宋碑称“高八丈、号金仙”，相貌端庄慈祥，雍容大度，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佛的至上至尊的威严神态，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佛的慈悲及其普渡众生的和善神情，在川渝地区石刻造像中独显其艺术特色。《弥勒下生经》称其：弥勒菩萨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身黄金色。十分形象地道出了大佛庄严慈善、光彩璨然的外观形象。   

弥勒座像的开凿，巍峨壮观，如宋碑[7]所赞“路旁石佛几百尺，巍然晃耀如金山，往来无不获瞻睹，合十指掌敬慈颜”。不仅评价了潼南大佛的视觉效果，更肯定了潼南大佛的美学特征，各界人士考察参观之后无不感叹“看高大到乐山，看精美到潼南”，并被中外文物专家誉为“世界室内第一金佛”而居“金佛之冠”。

大佛的开凿从唐长庆四年（824年）开始，直到北宋靖康丙午（1126年）才有道者王了知续凿佛身，历经唐、五代十国、北宋以及南宋4个朝代，历时302年，延续时间长，时间跨度大。佛身开凿从北宋靖康丙午（1126年）到南宋绍兴辛未年（1151年）方予竣工完成，前后历时26年。整个佛像的开凿历时328年，是世界上体量较大、耗时最久、延续时间最长的室内摩崖饰金大佛。

大佛及其周边石窟寺造像开凿时间早，工程浩大，历经工期长，影响辐射川渝，尤其是对社会与民间产生了极大影响。世人无不叹服古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完成了这么浩大的工程。

（二）历次妆金的影响

潼南大佛是一尊庄严慈祥的大佛，开凿之后，一直都被后人推崇敬仰，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讲，凡是令人心驰神往、有吸引作用的现象，能够满足人们信仰心理需求的，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宋碑载“……（大佛）颇灵异，正遐尔祈求之所。于是居者求福，行者求安，耕者求丰，蚕者求熟，无官求官，无子求子，病者祈愈，产者免难，旱者祷雨，涝者祈晴，无不如意…”这说明从南宋绍兴壬申年（1152年）宋代官吏冯楫为大佛第一次捐资妆饰金起，是大佛特有的宗教地位及瑞兆相，灵异的功能，吸引人们不断前来朝拜瞻仰的重要原因，冯楫本人既是官，也是一个虔诚佛教居士，对于潼南大佛妆金“…予遂捨俸以金彩粧饰，装成佛如金山，……金碧争光，晃耀天际”；他不仅舍俸为潼南大佛妆金，还捐修泸州报恩塔[8]，在大足北山捐塔、造像，将全家名字作为供养人镌刻其中[9]，足见其信仰程度；正是因为有了冯楫为潼南大佛第一次舍俸全身妆金的事件，在信众心理上造成一种信仰传播及诚心向善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与民国，以至于后来有了清嘉庆七年（1802年）的第二次为大佛妆金，同治九年（1870年）的第三次捐资妆金维修，民国十年（1921年）第四次捐资妆金维修[10]。民国十年的妆金之事记载最为详尽，不仅有各种妆金材料及费用，并且还详细记录维修所用材料金箔“计装金三十六万六千张”，弥足珍贵。为研究大佛饰金、镌刻、装修等工程的用工用料提供了翔实的依据。2010年5月26日启动的潼南大佛维修工程的开工盛典（第五次妆金）上，各界信众也是踊跃捐赠，慷慨解囊，其场面蔚然壮观，可以说是大佛妆金的延续与传承。潼南大佛装金次数多，捐资者更甚，因为大佛的外观形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广大群众和信众的心底，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以至开凿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拜而多次捐资妆金。

（三）在巴蜀地区的影响

   《潼南县志》载“明末清初，外省移民大量入川，县境内僧侣渐增，寺庙建造尤多。民国时期，县内有寺庙278座，僧侣519人”[11]，可见佛教在这一地区一直传承延续，有着重要影响。大佛寺是潼南佛教文化延续与传承的代表及重要地区，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有着连东接西，承北启南的作用。大佛寺后坡塔湾“僧侣墓”群[12]发掘出土石碑记载，光绪五年（1880年）到成都昭觉寺通朗老和尚门下出家20年的法师，后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的常明上人，其死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1年）葬在潼南大佛寺后坡塔湾。常明上人墓的发现为研究成都昭觉寺的发展历程甚至巴蜀地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依据，其碑文内容对研究昭觉寺的历史及巴蜀地区佛教事业都有着重要意义。“僧侣墓”群中的明代墓和清代墓有部分墓主并不是僧侣，而是一些的平民，也有可能是信奉佛教居士的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这与佛教主张的薄葬思想是一致，也有可能是信奉佛教的居士，选择埋入大佛寺塔湾墓群，使其灵魂也能够得到佛祖的庇护，这表明当时并没有严格的僧俗划分，至少信奉佛教的居士可以进入僧侣墓地，同时也显示了当时佛教的兴盛以及潼南大佛较高的宗教地位。可见潼南大佛对巴蜀地区佛教的延续都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潼南大佛是全国最大的室内石胎通体贴金佛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及影响，大佛寺因而被历代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墨客骚人、宗教信众视为朝圣之地，多题赞景咏胜的诗句。宋人冯楫不仅为其捐重资妆金，并为其撰书的《皇宋遂宁县剏造石佛记》。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到任遂宁府常住下县（大佛坝之遂宁县）之初，方知定明山大佛寺，于是乘兴游览定明古刹，拜谒大佛，并于大佛寺文凤阁磐石下亲题“鉴亭”，从此大佛寺“鉴亭”之名沿袭至今；明代时任按察副使的刘天明，于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巡川北道，遇雨停留南禅寺，作《游南禅寺记》。明代山西巡抚陈讲在《大佛岩写景》一诗中写道：“遂当前代称雄郡，幅员千里夸形胜。”明代四川蓬溪席氏三进士及清代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瀚章、张鹏翮和大学士吴鸿恩，现代的潼南县长冷天烈等都曾在此留下珍贵的遗迹。明席和写道：“…崖上金仙九仞高，殿前秋水涨新涛…阁中石佛刚十丈，碧水金身相荡漾。”曾国藩于大像阁前山门立柱上所题楹联“境讶虎溪，绿水一江环净域；地称鷲岭，青山万点拥禅关”； 左宗棠于前殿的山门门枋之上题“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忽然超越世出世间”。体现了古人推崇大佛之用意，足见潼南大佛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

四、文化延续

潼南大佛是南方地区石刻艺术造像的杰出代表，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往往以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动力。潼南大佛开凿以来，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宗教地位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拜，以至于顶礼膜拜者日益纷至沓来，以求得大佛庇佑，而有“而吾境独全人，咸以是归功于佛因之” [13] “才使蜀川人民得以保全”之说。冯楫在宋碑中说：“睹像生起一善心，从此进修超人间。古人造此岂无意，后人继成古人志”，道出了大佛开凿以来佛教文化影响与延续。时至今日，大佛寺仍然沿袭着“初一、十五”进庙门，“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拜观音菩萨，大年初一烧“子时香”的民间祈佛拜佛传统习俗。每年“四月初八”上有四川成都、遂宁，下有重庆、合川等地信众居士前来朝贺潼南大佛，这一沿袭多年的民间习俗信仰，可见佛文化在川渝地区的影响，更反映了潼南大佛寺当时佛教的兴盛以及大佛开凿以来的历史宗教地位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南宋高官冯楫捐俸为潼南大佛第一次开创妆金先河的影响，意义深远，成为后来的三次妆金均以为全身通体妆金的样板，以至于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妆金用“佛金三十六萬九千”（张）和所用书匠、盖匠、架木、用漆等人工材料，民国十年《大佛装金彩化募捐碑记》“计装金三十六万六千张”等各种材料与所用款项的记载[14]，为研究饰金、镌刻、装修、材料等工程的用工用料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在2012年实施的潼南大佛维修工程（即第五次妆金）中，借鉴前四次妆金所使用的材料及传统工艺，使用本地黄泥土、土漆、桐油、银朱、石灰、清灰、麻筋、棉花、红砂石等传统材料，工程在材料应用、大漆的制作、贴金的手法等方面充分考虑了历次妆金传统工艺、传统材料的稳定性及良好保护效果。此次妆金，充分展示和传承传统工艺，既是对潼南大佛历次妆金文化的继承与延续，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与弘扬。

（文中图片未经许可，不得翻印转载使用）

参考与注释：

[1] 徐林：《重庆潼南大佛维修中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五版2013年6月。

[2]跏趺而坐，即双脚自然下放端坐。

[3]跣足，即赤脚、光着足。

[4]《潼南县志》民国版46页—大佛寺，县西三里，一名大像阁，在壁山下，山上有定名寺，一名南禅寺，唐咸通年建。

[5]刘富成主编《潼南县志》830页。潼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年12月编纂。

[6] 于桂兰等：《重庆潼南县千佛寺摩崖造像清理简报》，《考古》2013年12期，44页第7号龛17龛题记。

 [7]宋碑，即大佛殿内大佛像右侧石壁《皇宋遂寧縣剏造石佛記》，《潼南县志》民国四年版224页，亦名《南禅寺记》，南宋泸州知府冯楫所撰。

[8] 邓灿：《大足多宝塔供养人冯大学即是冯楫的史料调查》，《华夏考古》 2007年01期。  

[9] 邓灿：《大足多宝塔供养人冯大学即是冯楫的史料调查》，《华夏考古》 2007年01期。

[10] 徐林 廖学琼《潼南大佛妆金史料调查与研究》-《石窟寺研究》第十辑，2021年版。

[11] 刘富成主编《潼南县志》，830页，二十六、社会风俗，第一章、宗教信仰，第一节，佛教。潼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年12月第一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明末清初，外省移民大量入川，县境内僧侣渐增，寺庙建造尤多。民国时期，县内有寺庙278座，僧侣519人”，

[12]大佛寺塔湾“僧侣墓”——见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潼南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潼南县塔湾院子墓群发掘简报》执笔；代玉彪、徐林、白九江。

[13] 见大佛东岩《培修黄羅帳廟宇序》摩崖碑记。

[14]徐林 廖学琼《潼南大佛妆金史料调查与研究》-《石窟寺研究》第十辑，2021年版。